《当代中国》丛书是20世纪末推出的大型出版工程，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看，是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的重大创举，推进了编辑出版工作，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二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是对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工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既是专门史，同时也是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篇章；三是从社会影响来看，爱国主义贯穿始终，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该丛书的顺利出版及其重要意义，既充分说明出版工作的重要性，也表明出版工作的高要求、严要求。
易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本文刊发于。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出版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在文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中肩负重任。重要出版工程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系统梳理、总结重要出版工程的价值、意义，有利于从历史中总结智慧，进一步推动出版业繁荣发展。
为推动“十四五”时期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出版强国建设，2021年12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的通知》，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出版业的重要行动指南，其中，《当代中国丛书（续编）》被列为36项重大出版工程之一。续编《当代中国》丛书被列为重大出版工程之一，说明其在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丛书本身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包括续编《当代中国》丛书在内的其他诸多重要出版物，对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续编”一样，《当代中国》丛书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推出的重要出版工程，涉及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发展历程、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所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版业如何服务国家中心工作。正如1982年9月1日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当代中国》丛书总序摘引了这一重要论述，并明确表示：“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还在发展。我们有责任把我国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人民。我国人民必能从中吸取到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贵教益，国外一切关心中国的人也能够由此增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这就是我们编撰出版这套《当代中国》丛书的主要目的。”在此目的下，该丛书自1982年提出编撰，1983年开始启动，1998年基本完成出版，并于1999年6月出版了电子光盘版。丛书有10万多人参加编撰，共计150卷、1亿字、3万幅图片。在同时期出版的大型图书中具有其独特的重要性，收获了极高荣誉，被誉为“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的力量来完成的鸿篇巨制，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它从一个层面，也反映出了我国历史研究工作和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水平”。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虽然一些论述对《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意义有所提及，但并不系统，尤其是20多年过去了，在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信的时代背景下，结合相关档案、文件汇编等资料，对该丛书的出版意义进行系统研究很有必要。为此，本文拟从出版史、学术史及社会影响三个维度，对该丛书的出版意义作系统梳理，以期更好推动重要出版工程深入发展，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出版业繁荣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当代中国》丛书选题广泛，涵盖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出版行业。1993年8月，上、中、下三册的《当代中国出版》出版，是对新中国成立至当时出版事业的系统总结，该书也是出版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作为丛书中的一种，该书与其他各卷共同推动了出版工作的发展进步。因此，丛书出版后斩获了多个出版业重要奖项，得到了广泛而高度的认可。
在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时，基本上没有可供参考借鉴的先例。对此，1986年11月15日，丛书编辑部成员丁伟志在《关于〈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工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上，外国的历史上，确实没有象我们这样分地区、分系统、分部门地全面写历史书的前例。大百科全书，是辞书性质的，这种体例出自外国。我国的类书，也不是《当代中国》丛书这样的性质。而且，《当代中国》丛书是由当代人写当代史，这在历史学界里，在中外历史学家中很多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我国确有修史的优良传统，但传统史学往往并不涵盖社会各行各业，更多还是如梁启超所言的“帝王家谱”，即便近代以来的史学体例，似乎也无法涵盖“丛书”所涉及的广泛面向，因此，如何在新的体例之下编写好“丛书”，这对当时来说无疑有着巨大考验。丛书编委会为此多次召开会议，探讨如何编写好丛书，从而将不同行业、部门、地方的内容和资料囊括在内。最终，丛书采取了纵横交织的写法，既有总的纵的（按时序）叙述（即总论），又有方面、环节或品类的横的铺陈（也多是按时序，即分论）。用的是章节体，但吸收了中国史书传统体裁纪事、编年、纪传、政书等的长处。此外，丛书在撰写过程中还特别注意到写人物，仅在核工业、航天、航空、有色金属、国防科技等卷中就出现了3000多人。总之，丛书博采众长，既在时序上观照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纵向发展，同时也注意横向上各项工作的展开。
在撰写过程中，地方卷面临更多困难。正如丁伟志所指出的：“要写出特色，地方卷困难会更大一点。已出的书，多数是部门、行业卷，它的特色本来就是突出的。地区之间，有的差别大些，有的非常近似，而且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又都有综合、全面的工作要写。因此，如何写出地方卷的特色是一个问题。我们开了多次会来讨论这个问题。”确实，从丛书编委会到编辑部再到地方各卷，均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上提及这一问题，主要的一点还是不雷同、突出特色，对此，在丛书的体例和写作方面又稍有变通。例如，1984年11—12月，华东、中南地区《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座谈会就明确指出：“地方卷是《当代中国》丛书的一部分，因此体例大体要一致，但也可以稍有差别，以便于更好地反映各地的特点。”1986年6月28日，丛书主编马洪在《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座谈会上就体例问题强调“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并以“党的建设”怎么写的问题为例，要求各地在写相关内容时要避免与《当代中国》丛书《中国》卷重复，各省市应结合实际情况自行安排。事实证明，地方卷的写作很成功，而且还催生了一批衍生出版物。例如，《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地方丛书，到1992年末已出版10余卷。总体来看，无论是地方卷，还是部门卷、行业卷，其特色足以突出，否则也不会有前述续写两卷要求加入“丛书”之举。
丛书规模之大，被誉为“‘九五’之最”中最大的丛书。其涵盖领域广泛、时间跨度长，故在《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过程中，无不体现“集体”二字。尤其是丛书非常强调资料的重要性，突出言必有据，论证严谨。正如1999年《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负责人吴家珣在回顾丛书的编撰时指出的，“凡在书中使用的，又经过核实，甚至是反复的多方的核实。所以《当代中国》丛书首先是以资料见胜”。换言之，这就要求编辑部严格把握引文资料的严谨、客观，保证持之有据、论述成理。截至1986年11月，定稿和出版的各卷均利用了丰富的材料，其“基础材料都是几百万字，上千万字，甚至几千万字。例如，粮食工作卷，收集的资料共3000多万字，书中使用的数据达3000个，商业卷，复印的资料3700多件，3.7万页”。如此规模庞大且资料丰富的丛书，其编辑工作量之大、要求之高，单凭丛书编辑部、某卷编辑部或编辑个人显然难以单独完成。
事实上，早在1982年11月9日，中宣部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中就明确要求“组成得力的写作班子，提供从事写作的房合、经费、资料等各种必要的条件，审定编写大纲和书稿等。在组织写作班子时，要首先考虑邀请曾经长期担任部、委领导工作而现已退出第一线但能胜任这项工作的老，或现任部、委领导为主编，配备好一定数量的本行业的专家参加”。丁伟志用“走群众路线”来形容这种团结协作的局面，即“由各级领导来主持，有退居二、三线的老，有现任的领导，吸收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与编写工作”。也就是说，在写的过程中，就对“编”提出了明确要求，尤其是大量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主抓文稿质量，这其实就对编辑的第一道关口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严格要求下，无论是编写还是最终的校对、出版发行，均有明显的集体攻关特点。例如，《当代中国的工商税收》的编写得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各司（局、室、社、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税务部门的一些老领导、老主动为编书出谋献策，并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材料和照片，地方税务局和高校也积极派人参加编写工作，还为丛书的写作与出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总之，丛书的高质量出版，既有大批编写人员的无私付出，同时更得益于集体的力量。
2021年8月13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旷世巨著“当代中国”丛书催生一家品牌出版社》的文章，详细讲述了从《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成长为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历史。因此，仅从这一点来看，该丛书对壮大我国出版事业就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实，不只是当代中国出版社，包括出版丛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发展壮大的历史也与此有重要关系。1983年6月14日，丛书主编邓力群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建社五周年茶话会上指出：“我希望我们出版社今后把这件事当作头等大事，集中更多的人力，集中更多的时间，同编者、同作者很好地合作，使我们的《当代中国》丛书能够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自己的地位。10年以后，20年以后，甚至五六十年、百把年千把年以后，当讲到中国出版史的时候，谁都不能不提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经在中央的领导下出版了《当代中国》丛书，这么一套大型的丛书。”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一开始就认真对待这项出版工作，并成立了专门的“《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室”。诚如邓力群所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此后谈及社史时，都会提及其重点工作——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例如，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20周年之际，作为国家“出版骨干工程”的《当代中国》丛书被重点提及。又如，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30周年之际，这段历史再次被提及。
与此同时，该丛书也对出版发行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总体来看，《当代中国》丛书的发行量较大。截至1990年7月，其印数最多的卷达10多万册，多数为3万—5万册。发行如此量大的丛书，对于推动出版发行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1986年11月15日丁伟志在《关于〈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工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国外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想和我们合作出版这套书的英文本。如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出版社表示了翻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部分卷的意向；也有的公司希望出版全套《当代中国》丛书英文本，美国斯坦福大学提出要翻译出版《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在当时来说，这对于改进我们的出版发行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注重对新技术的开发利用也是丛书的一大特点。例如，推出《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在当时就是一个新探索。1999年，《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和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编辑制作，除了具有适合读者阅读习惯的功能外，还有全文朗读功能；与此同时，在全文检索、标红、划线、批注、注释、书签、笔记本、语音朗读、双页面显示和各种打印等辅助功能方面也进行很有成效的探索。这些技术方面的创新得到了出版界的高度认可，2000年2月15日，新闻出版署授予当代中国出版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首届国家电子出版物奖荣誉奖。而且，丛书在印刷、装帧设计等方面也有不少创新。譬如，装帧设计家张慈中将其在联邦德国考察中学习到的“整体设计”思路运用到了《当代中国》丛书的装帧上，这在中国装帧设计工作中属首创。
此外，该丛书对净化出版环境、繁荣出版业具有不可替代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业日益繁荣，但同时也泥沙俱下，夹杂着一些破坏出版业健康发展的现象。1983年6月，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出版工作还存在着不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求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切实解决出版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努力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为此，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在一开始就高度肯定了《当代中国》丛书在当时出版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丛书在立项启动后就一直被誉为业界标杆，对当时的出版业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总体来看，《当代中国》丛书与同时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字典》《中国美术全集》等一道，成为当时我国出版行业的重要成果，因此也被誉为传世之作，得到了高度评价和认可。它们共同推动了出版工作的有序展开，繁荣着我国的出版事业。
《当代中国》丛书基本涵盖了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并对其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大量坚实的材料基础上，经过科学合理的编写，每一部丛书都堪称经典党史、新中国史文献。在编辑出版丛书过程中，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也得到极大推进，在机构、人才等学科建设方面有着显著发展。
《当代中国》丛书涵盖领域广泛，且都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各自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和总结，可视为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发展历程的一次集中检阅。为做好这项工作，各条战线首先是搜集整理了大批资料。1999年，吴家珣在回顾丛书编撰过程时指出：为了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各部门各地方不仅翻遍了自己尚存的和新增的档案资料，还广泛征集资料。通过对40个单位的调查发现，所征集到的资料，最少的一家有363万字,其他则在954万—960万字；件数少则500—819件，多则数千件；图片提供者，也是少则上百，多则上千。其实，这些资料的征集过程就是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对自身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例如，1983年4月1日，《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卷》编写工作正式启动，但搜集资料的时间实则更长，从1979年9月中国科协恢复活动到1989年7月的10年时间里，为写好该卷丛书，相关工作人员去了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上海分院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延安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佳木斯市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山东省大众日报社、山西省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并编辑出版了大量相关资料汇编。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即该卷的编写似要早于《当代中国》丛书。这既充分说明，修史在各领域、各行业、各部门中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同时也进一步证明，各卷对其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基本上做到了极致。
具体来看，各卷所收集到的材料大致包括六种：一是反映各个时期发展、成就、失误的基本数字，二是各部门、各系统的大事记，三是关于各个时期重大方针、政策的材料，四是反映经验、教训的材料，五是反映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的材料，六是各种专题材料和其他材料。如此大规模的资料搜集、整理，是对各自行业、各部门发展历程的深入总结，有助于更好了解各自发展史。例如，在编写《当代中国的建筑材料工业》《当代中国的非金属矿及其制品工业》时，国家建材局在下发的史料征集通知中就明确指出，这项工作有利于“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国建材和非金属矿工业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和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抢救和积累行业发展史料”，并提出凡征集的史料被采用或部分采用的将给予适当报酬和奖励。确实，在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中，一些行业或部门的内部情况得以更加清楚，从而有利于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例如，某市体委机关的档案材料，经过“”已荡然无存，要编写丛书地方卷的体育部分就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不得不从国家体委、市档案馆和有关单位去复制或誊抄有关资料。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或部门也发生过。可见，丛书的出版推动了相关史料抢救性搜集工作及时开展，保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工作史进程的完整性，避免出现某种断裂或增加此后工作的难度，为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可能。
总之，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首先是对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的集中检阅，有助于总结历史、开创未来。正如丁伟志1986年在丛书总结报告中所指出的：“从已经定稿和出版的书来看，我们的书如实地具体地反映了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历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读者读完了一本书，就能对一个部门或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的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取得的成就、遭受的挫折有比较具体的了解。例如，《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当代中国海军》分别对中国的核工业、航天工业和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史和克服种种巨大困难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了相当生动的叙述，读了令人欢欣鼓舞。这些方面我们是从来没有过著作的，而我们的成绩，又是举世公认的，我们没有这些方面的著作，大家都不知道，甚至是想不起来这些方面的成绩，这几本书一出，就能看到三十几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成绩是如何巨大。”
1986年6月28日，马洪在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历史科学的书。”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可见，马洪的论述既强调了丛书的史学属性，更肯定了丛书的重要性。对此，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丛书“每一部均是就国史中的某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是同时期进行较深入研究论著的典型代表。确实，就专题研究而言，每一部丛书均是对相关领域的系统梳理，从而构成了重要的党史、新中国史文献。例如，90万字的《当代中国的西藏》是丛书地方卷中的一卷，该书再现了西民推翻黑暗、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历史过程，展示了西藏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反映了各族干部、驻民在异常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中，锤炼出的崇高思想品格和高尚精神风貌。又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当代中国妇女的史书，对《当代中国妇女》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其对从事、支持妇女解放事业的人士和广大读者的重要参考价值。
如前所述，为保证权威性，丛书在资料方面下足了功夫，既要求全面，更强调准确可靠。1986年11月15日，丁伟志在《关于〈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工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我们的书写成信史，必须有丰富、准确的历史材料。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并强调“我们做的工作是后人不能代替的，因为我们是当代人，可以收集到丰富的资料，我们有感性的认识，有直接的经验。后人不能代替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做了，留传后世，将来是会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确实，在编撰丛书的过程中，为弄清楚一些历史问题，各卷既对文献资料做了细致梳理、考订，而且还对当事人进行了走访，从而保证了史实准确。例如，湖北卷开始编写后不久，就请王任重主持召开在湖北工作过的老干部座谈，回顾湖北30多年的历史情况，对不少重大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又如，粮食工作卷写到周恩来亲自过问粮食工作时用了这样一个材料：“从一九六○年六月至一九六二年九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总理对有关粮食问题的谈线次。总理亲自一篇一篇地审阅粮食计划表，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表看，每张都有总理的手迹，共994处，其中用红蓝铅笔标记639处，修改207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50处，批注文字91处，修改表式7处。”这对粮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何关心粮食工作等有着生动记述，给当时参与编写的工作人员乃至后来的读者以极大触动。
大量可靠材料的利用，为丛书的科学性、权威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此，1988年第9期《档案工作》刊文介绍已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高度肯定其“收集和运用了丰富、真实、系统的事实材料，用这些材料说明了各行各业、各个地区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经验，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并成为传诸后世的国宝”。总之，无论是使用的材料还是各卷本身，都堪称重要的党史、新中国史文献，填补了诸多历史空白。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项事业迎来大发展，新中国史研究同样如此。有学者在梳理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史时明确指出：“1982年5月，倡议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工作，为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了准备。”编撰丛书的目的之一就包括修新中国史。正如1984年6月13日丛书编辑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所指出的：“这部丛书对于抢救和积累珍贵史料，推进我国现代史的研究，促进社会科学的繁荣，必将作出重要的贡献。并且将为今后进一步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确实，无论是在资料搜集、编撰还是在机构设置、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丛书都为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因此，有学者明确指出，《当代中国》丛书“为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共和国史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早在1982年11月，中宣部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中便明确指出：“编写好这套丛书，对于抢救和积累珍贵史料，推进我国现代史的研究，促进社会科学的繁荣，必将做出重要的贡献。”可见，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是编写丛书的关键所在。以军事工作卷为例，截至1986年4月，在两年时间里，100多名编写人员共搜集了5000多万字的资料。为保证丛书能有完备的资料，各级档案部门也大开绿灯，提供了大量资料。据统计，截至1988年9月，商业部档案处（室）共提供档案4万卷、复印资料32万张，中国人民银行档案部门共提供档案3035卷，轻工业部档案处（室）共提供档案4475卷，等等。按性质归类，这些基本上属于各类专业性资料，其目的在于推动各相关卷册的撰写，但与此同时，其在整理归类重组的过程中，又打破了其“专”的特性，成为新的党史、新中国史资料，进而为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提供了便利。正如1986年11月丁伟志在报告中指出的：“为了不让其他材料散失，并让它们发挥作用，各卷编辑部都将这些材料汇编成册保存起来，有些已整理成资料书出版，或即将出版。人们把这称之为《当代中国》丛书的‘副产品’。也许将来这些副产品，不一定比我们的正产品意义要小。”确实，在丛书编撰过程中，资料像滚雪球般不断扩充。以《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为例，因为承担该卷的有关部门对编撰工作非常重视，发掘资料越来越多，动辄上百万字，规模不断扩大，全书从原来设计的一卷增至三卷十编。为此，新闻出版署计财司先后三次拨款共8.5万元，用于该书的编撰工作。该书奠定了研究中国现代出版史的基础，与《中国出版通史》等一道成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独特品牌。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资料在丛书出版后并未归拢保存，而是散遗各处，对进一步推动相关问题研究尤其是综合性的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带来不便。
丛书的编撰出版，让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1990年３月８日，胡绳在全国党史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便明确肯定“要重视研究建国以来的党史”，并指出，“建国以来的党史、国史的资料，还是相当多的，而且也有人初步作了一些整理。比如说，规模宏大的《当代中国丛书》就提供了很多资料”。12月1日，邓力群在题为《国史研究和编写工作已经提上日程》的讲话中也指出：“《当代中国》丛书经过六七年的努力，打下了比较充实的基础。”总体来看，丛书本质上就是一套大型的党史、新中国史著述，无论是其编撰出版过程还是最终呈现的成果，无疑都在推进相关研究事业。
1989年11月11日，在与胡绳、逄先知、马洪、李慎之、沙健孙等谈话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了。我们应当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共和国的历史。这个问题，我说了一年多了。我准备找力群说这件事情。要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1990年4月，和商议，委托邓力群筹办“国史馆”。邓力群提出，是否先搞个筹备机构，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后，再正式成立“国史馆”。后经邓力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商议，以《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为基础，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国史馆”的筹备机构。6月14日，在致中央常委的信中提出：“我们建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行政上和日常工作由社会科学院代管，由邓力群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组建和指导……考虑到邓力群自一九八三年以来一直领导编辑《当代中国》丛书，该丛书所出中央各部门行业卷和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卷，一九九○年将可出版近一百卷，已积累了可观的资料并收集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编辑研究人才，故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工作，由邓力群负责组建和指导，较为适宜。”这既强调了成立新中国史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反映了其与《当代中国》丛书的直接关系。
经中央批准，当代中国研究所于1990年8月开始筹建，随即正式成立。该所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继续完成《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另一方面则着手进行新中国史的系统研究和编纂工作。除当代中国研究所外，一些地方或部门也在丛书编辑部的基础上组建了研究机构、建立了学会，继续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正如邓力群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上指出的：“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很重视，要求在出书以后，人不要散，机构不要撤，而且要求今后继续收集整理材料、加强研究工作。”此外，在编撰出版丛书的过程中，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逐渐培养起来，保证了相关研究的持续推进。
总之，无论是从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全面总结来看，还是从党史、新中国史的文献及其编研工作的开展来看，《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都堪称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篇章。其不但推动了党史、新中国史学科建设，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1982年5月，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一论述突出体现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缺乏经验，既要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同时也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对此，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要“摸着石头过河”。后来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提问时也强调，“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可见，无论是理论界、学界还是出版业，都在千方百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言献策，为前行道路提供有益参考。从《当代中国》丛书来看，其在物质层面表现为推出了一套大型图书，为出版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精神层面则更多表现为社会效益，其主要目的在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特点则是“爱国主义”四个字。
中国历来重视历史学习。1938年10月14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其目的就在于教育和鼓舞全国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走向深入。
1983年7月2日，中宣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强调“宣传成功的建设经验”，指出已着手编写的《当代中国》丛书等“报刊、书籍对这方面的宣传，负有更大的责任”，“要努力反映这方面的内容”。1984年6月，丛书编辑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强调，出版该丛书“是要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材料，展示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86年11月，丁伟志在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尽管各卷理论水平、文字水平有略高略低的差别，但都以科学的态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将本部门、本地区三十多年的历史作了如实反映，既记载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中国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记载了工作中的失误和挫折。读者读完了一本书，就能对一个部门或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的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取得的成就、遭受的挫折有比较具体的了解。”这些都充分说明，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条战线的经验教训，是丛书一开始就奠定的重要基调。
早在1982年11月9日，中宣部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全面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当然成就是主要的，这方面过去从未有过系统的总结，不但青年人不知道，中年人老年人也不能详细说明，所以必须有声有色地加以全面的科学的叙述。但是不允许任何夸大和不确切的说法，也不要回避错误和挫折，而要实事求是地写我们自己的历史，阐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丛书自始至终坚持了这一点。正如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于友先在《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上指出的：“《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出版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紧紧地联系现实，反映现实，为人民群众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一点，《当代中国》的实践，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当代中国》丛书以大量的、翔实的资料帮助人们清醒地认识过去，正确地把握现在，更好地走向未来。”
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巨大现实意义包括“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因此，丛书的编撰、出版发行均体现了这一点。早在1982年11月9日，中宣部在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编写好这套丛书，对于培训干部，传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各行各业的管理经验，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将是一部生动有益的教材。”1986年11月，在长沙召开的丛书编写工作会议上，丛书主编邓力群、武衡等人均反复强调了这一点。邓力群要求“努力使丛书成为培训干部的基本教材之一”。武衡则强调：“这套丛书将会帮助我国人民坚定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的信心、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好教材，是培养本部门、本地区干部的好教材，它能鼓舞人民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奋斗，为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发挥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下，广大青年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处于新的塑造期，培养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对于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上述总的要求下，各分卷也反复提及这一点，要求将丛书的编撰与干部教育、青年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明确指出，这一丛书将是培训干部、传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以及各行各业的管理经验，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有益的教材。又如，1988年7月7日，应军事科学院要求，为《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作序。序言指出：“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全面系统如实地反映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非常必要。”这些丛书出版后，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例如，《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一书发行后，在青年军人、青年工人、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据统计，“信阳陆军学院购进300部军事工作卷，200部分发给各级领导干部和一些单位公用，图书馆的100部，一周内即被借一空；有的学员被书中的情景吸引住，读书到凌晨两点钟还不觉得困倦……在大学生中也是这样。在某军事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近800名北京大学90级理科学生，把军事工作卷作为《人民军队》课程的重点参考书，争相阅读”。当然，书籍对人的影响塑造没有一套严格标准，但好的书籍却体现了出版业的良好生态和价值导向，该丛书正是重要代表。
中国历来重视理论学习。早在延安时期，1938年11月，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就明确要求，“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丛书的出版，也为当时乃至后来党的理论学习提供了素材。正如1986年11月武衡在丛书的编写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当代中国》丛书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好教材”。确实，如前所述，丛书利用了丰富的、经过权威部门审核的材料，讲清了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于系统学习、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中国人民卷为例，1994年9月23日，《报》在题为《重视总结经验全面加强我军建设》的文章中明确指出，该卷“全面系统地反映和总结了我军从1949年10月至1988年底这一时期，进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历史贡献、建设成就和基本经验。特别是突出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下，我军建设所取得的新进步和新经验。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配合当前深入学习《文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982年11月9日，中宣部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写好这套丛书还具有国际意义。它必将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发生重大影响。”确实，伴随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国外要想更好了解中国，这套丛书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一方面，国外主动要求关注丛书，“美国、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都相当重视这套书的出版，他们发了内部通报，说要了解中国，请注意中国正在编写的一部大型丛书《当代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相关部门也主动介绍这批丛书。例如，《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出版不久，这卷书的主编、国家经委副主任去联邦德国访问便带去20本，去了没几天便打回电话，说要书的人很多，要求再寄去25本。当时中国“国门初开”，国外尤其是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了解社会主义中国，甚至还存在一些严重误读，因此，丛书的出版正好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推进了国外与中国的交流合作。
随着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丛书不断出版，其世界意义也愈发凸显。例如，1987年4月，为《当代中国民兵》撰写了题为《伟大的战略力量》的序言，其中高度肯定了该书“将有助于国际友好人士了解我国民兵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1989年12月，《当代中国民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低潮，类似图书的出版，无疑有助于振兴社会主义发展史，扩大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力。正如武衡曾指出的，这套丛书“对外国人了解中国、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引进外国资金有一定作用。中国的经验教训，对其他发展中的国家和人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总之，丛书的出版在国内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食粮，为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历来重视历史学习，注意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开创未来。在此过程中，出版业承担了大量工作。从这个历史脉络和时代进程来看，《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为进一步推进、完善出版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此后，国家各项工作紧紧围绕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展开，出版工作也同样如此，并在此过程中实施了重点出版工程。1994年10月，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表示，抓重点出版工程是出版繁荣的重要措施，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便是众多重点出版工程之一。这些出版工程既是落实1983年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是繁荣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活动之一，更为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提供了精神文化保障。为此，丛书结合时代需要，站在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高度，成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正如中宣部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必须做到的共同要求是：对基本情况的概述和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基本经验的总结”。可见，重点出版工程必须站在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为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精神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新征程，迫切需要出版业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如本文开篇所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包括《当代中国丛书（续编）》等在内的重要出版工程，肩负着新征程文化繁荣发展的重任，更需要向此前的优秀出版工程一样，反映时代潮流、发时代之先声。
回顾《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历程就不难发现，从立项到编写再到出版发行，丛书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1983年6月4日，《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召开准备第1批出版的各卷书的主编、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会议，与会人员提出：“在党组统一安排下进行工作，是保证丛书各卷编写好的最根本的一条。”自始至终，丛书都强调了将其列为各级党委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编写好丛书的根本保证。丛书的出版凝聚了各级领导、部门的大量心血。正如邓力群在《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上所指出的：“是《当代中国》丛书的倡议人，也是我们工作的领导人。是他先向中央宣传部提出建议，宣传部写了报告以后，又经过他向中央书记处提出讨论并得到批准。此后一系列的工作，都是在的指导下进行的。”其实，包括邓力群等人在内的诸多领导，都为丛书的编辑、出版发行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丛书的顺利出版。显然，重点工程的出版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
进入新时代以来，一大批重要图书推出，如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的出版，由习亲笔为其作序《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代表了党中央对编纂这套书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这也表明，大型重要图书的顺利出版，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样，《当代中国丛书（续编）》在2021年底即已立项，但到2024年9月续编工作才正式启动，主要就在于工作任务重、难度大、要求高。“续编”拟于2025年国庆节前夕编写出版首批10余卷，2029年编写出版全部任务的三分之二，2034年新中国成立85周年前夕完成160余卷全部编写出版任务，其任务同样艰巨，更是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
无论是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丛书都堪称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影响。对此，《光明日报》刊文高度评价：“《当代中国》丛书的编纂者以‘史德’为本，尊重史实，尊奉科学，尤其不囿于现成答案，而是结合今天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来重新对待内容的叙述，功过的评说，结论的审定。不因错误而不写成绩，也不因成绩而回避错误，是则是，非则非，不矜夸于人，也不掩过。由于编辑部门严格恪守这一原则，因此，在已经出版的各卷中，都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自1982年启动到1999年电子版出版，再到近来启动续编《当代中国》丛书，几十年来，这项重要的文化出版工程不断书写着出版史的辉煌业绩。这项系统工程既记录着当代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历程，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忠实记录者，同时又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推动文化强国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出版业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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